情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孙亮
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3年第7期
【作者简介】孙亮，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资本对情感的极大兴趣得到了大众心理学与精神政治学的呼应，其借助情感逻辑的展开去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提升，制造情感的工业化成为一种新趋势。当情感商品依靠产销合一的方式被制造出来，它在脱离了人之后却蜕变成了统治人的情感生活的意识形态。同时，当情感按照市场原则被遴选与建构，情感的空间则被“伪情感”所填满，人们将依循计算法则，变成“冷漠症者”。对此，西方左翼学者主要在观念的共同性生产的维度给出解决方案。但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可以看到，情感异化的前提是私有财产权制度，情感资本主义混淆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从而错失了正确分析情感的道路。只有回到对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构的批判上并实现对其彻底的革命，才是情感摆脱物化的唯一方向。
【关键词】情感 资本主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
1996年，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拉扎拉托首次使用了“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1](P144-157)这是一个具有一定吸纳能力的概念，从早期的认知资本主义到近期的审美资本主义，“非物质劳动”几乎能够表达出这些新资本主义形态在“财富生产的新载体”上所发生的“非物质化”的转变，生产的载体不再是人类劳动力的支出，而是体现在认知、审美等方面。不过，伊娃·伊洛斯则认为，这些看法忽视了另一条反映20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发展最有力的线索，那就是“情感”。“在人们所熟知的如剩余价值、剥削、理性化、祛魅和劳动分工等概念外，有关现代性最宏大的社会学阐释还包括……从情感的角度来描述或解释现代性的到来。”[2](P3)她的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都在一定的层面上关注过情感的维度。只是，现在要考察的是现代资本主义语境下情感发生的变化，它的对象并非是纯粹私人的，而是进入公共领域中的情感。这一情感自然是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关系，所以，“要是不去关注行动的情感色彩及其背后成因的话，仅凭从‘内部’来理解社会行动的阐释性社会学，是无法充分做到这一点的”。[2](P3)一旦对情感进行一种类型学的考察，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进入情感商品化的分析中，譬如当音乐分类表征各种情感指向的时候，其背后都会关联相应的商品化的制造与包装，从而形成情感的“代具”（技术性的代替品）。所以，分析情感不仅要看到情感构成商品包装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分析其作为商品被创造出来的过程。因此，在伊洛斯看来，她要阐释一种独特的“情感资本主义”来说明情感的商品化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情感和经济话语及其实践之间彼此形塑，进而产生了一场我认为影响广泛而又全面的运动”。[2](P8)那么，这一新的资本主义的形成基础到底是如何的？它又将对人的生存方式造成怎样的影响？西方左翼学者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最终，我们需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下对这一问题给予厘清，由此才能够真正推进对这一资本主义新变化、新发展的深入认识。
一、“情感资本主义”的形成：大众心理学与精神政治学
在《资本论》中，商品是有用的，又是可以交换的外在物，因而，在这里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分离的，商品是一种物品，具有主观意义和价值（使用价值），或具有货币价值（其交换价值），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来生产。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有学者认为，商品越来越注重文化的维度，强化了“信息”和“知识”要素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商品的符号学维度。[3](P12)当然，“这样的历史和社会学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消费是一种社会和符号学行为，然而，他们忽略了资本主义历史动态的一个关键方面：它具有作为商品创造情感的能力”。[3](P13)因为在消费的过程中，人们会产生和传递一种具有特定社会属性的情感效应。譬如“浪漫”，当商家将沙滩等景观作为旅游、聚会等最佳去处进行推销时，浪漫只能是消费者在消费中自行产生的，这是主体力比多（libidinal）的释放，消费者的力比多被系统性地调动，以此试图消解生产过剩（利润率倾向下降的具体社会表达）的风险。这种通过捕获并利用“注意力”而运作的力比多，以消费者的生活知识的消除而终结，这种消除是通过以服务为基础的社会中的巨大发展而实现的。[4](P87-88)由此，以欲望和内驱力作为生产和消费对象的“力比多经济”成为资本主义新的运行方式。但这又需要满足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可以将情感从内心的领域中提取出来，将其置于自我与社交的中心位置”。[2](P53)二是能够读懂人们的情感，并可以调节人们的精神状态，特别是让主体在精神调节中感受到的是“我能”“我要”，而不是被否定的感觉。
大众心理学的兴起为情感及其市场化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条件，心理学逐渐承担起指导他人的使命，并在各大领域就各种问题向人们提供指导。从19世纪晚期开始，心理学对理解情感的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在人们塑造现代自我和赋予人们社会性的角色方面承担重要的作用。“心理学家以一种全新的生产构想方式将情感和经济活动领域串联在一起。”[2](P17)譬如，我们会经常在商业培训中看到一个说法，“微笑，就像你真的想笑一样”，[5](P1)实质上，这和马克思当年对童工的悲惨的描述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要将能够被资本主义加以应用的元素与自己分离开来，童工是将自身的劳动力分离出来贡献给资本主义，从而生产出商品，微笑服务者则是将自身的情感分离出来，生产出一种新的商品，同样，情感也不是体内自然储存的，而是需要被激发出来的，只有参与到特定的过程，它才会与使用的对象一起呈现为情感的建构与生成。如何能够将个体性的情感以一种普遍性的规律被捕捉到，这是大众心理学意图完成的目标。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看，大众心理问题日益被生产出来，“这个社会使他们产生最激烈的情绪波动，使他们忽而感到很恐慌，忽而又觉得有希望，人们像追逐野兽一样追逐他们，不让他们得到安宁，不让他们过平静的生活”。
[6](P411)这样就使得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只能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中，被“力比多”所牵引，由此，形成了相应的行为模式。在各类欲望诱发的情感下，人们会在内心深处发自本能地产生情感，比如，在一个让人难过的场景中，情感上也应当相应地表现为“悲伤”。但对于大多数的情感而言，不同于以某些训练、学习等社会的方式而建构形成的情感表达方式，后者需要针对情感如何运作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这一类的典型就是“职业演员”。但如今，日常情感的表演化、商业化则在心理学提供的基础之上更加凸显了，这主要源自其背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情感交换市场”，情感表演才需要源源不断地供给。以往在对马克思的解读中，交换所满足的需要更多地被理解为物质层面，而情感资本主义者挖掘的是，人们不仅需要物质性需求的交换，同时也需要在交换中满足每个人对于情感这类“服务性”“功能性”的需求，这就构成了情感交换市场。“个人情感交换的整个系统对置身其中的人们而言，有着貌似真实的福利与愉悦的目标。当这一情感系统被投掷到商业背景之中，它就会发生转变。谋利的动机会渗入情感管理行动之中。”[5](P152)当情感被商业化，拥有了价值形式之后，情感本身的生产、调节就自然会成为资本所关注的对象，如何进行情感生产、完成情感的交换便会相应地诱发资本的最大的兴趣。
新自由主义以“精神政治学”的方式，有效地将情感纳入自己的运行逻辑之中，作为重要的资源去推动生产力和效率的提升。“规训社会宣传手段所呈现的理性（Rationalität）在生产水平处于一定程度时会达到极限，随即会被认为是一种强迫和压制。”[7](P61)新自由主义更多地倾向于以一种易变性来提升生产力，这种易变性对于传统商品的物质性来说是缺乏的，例如，对于一辆汽车、一间房屋的消费总会存在一个极限。但是，如果是将情感要素注入商品之中，就可以满足易变性的要求，使对情感的消费成为毫无边界、永不满足的状态，从而开掘了新的消费空间。伴随着各种非物质生产方式的影响，“互动交流的意义愈加凸显。受青睐的不仅是认知能力，还有情绪引导能力。这种发展趋势导致人被完全运用到生产过程中”。[7](P63)情感的引导自然也就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抓取人们的情感，干涉调节人们的精神状态需要“精神权力”的建构。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在网络上的数字行为可以被数据分析识别存储，进而预测人们在未来的行为，只要有足够多的数据，就能够精确地预测下一步将发生什么。就管理的角度看，职场游戏便是一个有效的通过激励人们的情感、精神状态来完成工作的方式。
“游戏将工作情感化和戏剧化，以此产生更强的激励效果。让人尽快成功、获得奖励，也会随之带来更大的成果和收益。”[7](P67)沉浸在游戏中的玩家会忘记这本身不过是一个“第三方”设立的游戏规则，游戏的本质是对第三方的服从，是让第三方从中获益的逻辑。所以，当游戏中每个玩家，在情感上相互点赞，甚至以“陪演”的方式满足对方情感的获得感，往往就意味着“交际的游戏化与商业化并肩同行，它们都在破坏人与人的沟通交流”。[7](P68)这样一来，人们的全部情感生活被商业化的逻辑所吞没。当然，在游戏化的日常生活中去释放自己的自由感会带来一种自由的假象，它往往在某个时刻被兑现，譬如在节日，生命的情感体现为消费，爱就要通过某种消费方式体现出来，譬如，999朵玫瑰代表爱这一情感，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以物与物的方式呈现出来，也就是人的关系变成了交换原则主导的利益关系，情感被物化了。对于情感资本主义批判者来说，“看上去我们似乎拥有了一切，我们却失去了最根本之物，即世界”。[8](P103)一旦情感被裹挟进资本原则之中，人则成为透明的，时刻被监控与操纵，生命也就成了完全可以操纵的市场原料。
二、情感资本主义的症状：情感工业化、意识形态与“无个性的人”
人的情感如今“已成为一种贩卖心理健康、自我实现和情感幸福产业的目标”。[3](P147)关注情感已经从防止病态的发生，转向为了增加客户的福祉和情感健康，一切以人们的幸福为目标。譬如，各种情感（或情绪）管理的研讨班、情感疗愈训练营等，均是以人们的情感为依托进行的，当然，可能还有各种药物和相应的措施来构建标准，通过某些语言、想象和身体技术的运用，来快速诱导特定的情感变化。他们通过各种情感商品重塑一个人的心理情感构成：减少抑郁、缓解压力、愤怒或焦虑，提高自尊、满意度、恢复力或幸福感。[3](P148)总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人的幸福相关联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便是情感。按照拉康的说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需要一个美好的想象，是力比多的满足，也是我们生活的基本秩序，只不过，“对于21世纪的制药和神经科学的研究，往往倾向于忽视社会背景和人际关系，并且意图将自我重新定义为生物议题，主要是化学反应或基因编码”。[9](P17)而情感资本主义将打破这一点，它着眼于围绕社会环境与内在心灵之间的关系，对人的情感进行重构，从而达成情感的商业化运作。
第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也是情感的工业化，情感工业化被整合到消费社会的逻辑之中。作为消费者要消费衣食住行所需的商品，还要满足各类欲望和需求，正如鲍曼所说的，消费必须借助于金钱以获得欲望的满足，消费就意味着占有，没有人是能够不消费的，因而，资本主义社会对成员的要求也包含其消费能力的要求，所以，决不能让消费者休息，“他们需要不断被置于新的诱惑之下，以便于一直保持激动状态，永不让兴奋萎缩”。[10](P67)只有欲望不断得到制造才能够保持消费市场的持久。在马克思那里，能够被价值化的通常是感性客体，对于抽象服务、情感的讨论并不多。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张日常生活的资本化之后，生活与工作的界限被打破了，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以及“人与外在环境的情感关系”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经济领域远非排除了情感，恰恰相反，它满溢着情感”。[2](P33)如今，私人领域中的情感被转移、放大、置入市场化原则进行加工，以至产业化。伊洛斯曾在一次访谈中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音乐可以激发人们产生不同的情感，通过大量调研，进而可以对音乐进行分类，这样情感就可以被制造出来，进而通过电子媒介作为载体成为个人消费的对象。进一步看，为了提升情感的交换价值，必须对情感进行加工，要对其进行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建构。不过，建构起来的情感商品并不是对所有人都会产生同样的体验效果，它需要消费者自身能够与情感商品产生共鸣，能够在碰撞中让消费者有一种“成就自我”的感觉，因为，人总是存在着不断产生的新欲求，包括不稳定感、匮乏感，这促使个人追求成就自我，在对自我的管理和改变的过程中，“它们也促成了一个痛苦的自我，一个由其心理缺陷来组织和定义的身份自我，它需要通过不断完成自我改变和自我实现的命令，才能被重新纳入市场之中”。[2](P163)这样一来，这种追求自我实现，发现真实自我的理念，推动情感为市场交换注入前所有未有的经济利益。当然，这种追求是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过程。
第二，情感商品是依靠产销合一的方式被制造出来的，情感在脱离了自身之后也蜕变成“意识形态”。“产销合一”是指可以自行生产所需要的商品，这是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来的概念，并且它还被指认为未来经济的重要生产方式的革命。比如，我们和朋友一起外出游玩，体验情感交流，又或者去特定主题的游乐园，我们是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作为情感的产品和服务更加倾向于根据客户的特定需求或偏好进行定制，这样一来，消费者自然会更有机会参与到所消费的服务或产品的价值创造过程，这就导致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同时，它表征着主导传统生产的物质劳动，已经被非物质劳动取代。在情感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们付出的劳动，又可以称为情感劳动，这类劳动往往是不可见的，但是某人为了对其他人的情感产生影响而进行的情感管理劳动只要具有交换价值，那就必然会在情感的维度上与物质生产相似，即形成交换意义上的量的差别，如果说物质劳动重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情感劳动则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发生在一些人们以往未曾关注过的领域，但恰恰这些领域拓展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正是从资本主义依循的“度量原则”来看，情感拥有了市场的交易属性，一方面，每个人都需要情感支撑自己的生活，因为人需要爱、联系、归属感，人必须与他人保持关系才能生存下来。另一方面，情感又被不断地放大到某种值得追求的幻象。譬如什么才是幸福、爱，均有相应的依附性产业为之划定标准，并引导人们顺从这一标准，然而这一标准本身就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逻辑的，其内核就是“增长”，每个人要在对幸福的追求中，增长自身的情感、填充情感的匮乏。这样，情感不再是内在生发的，而是外在所要求建构起来的，情感不再是支撑人的生活意义的一般情感，而是被建构起来的具有资本主义属性的特殊情感。
第三，当情感按照市场原则被遴选与建构，人的情感的空间则会被“伪情感”所填满，人的情感依循计算法则，变成了“冷漠症者”。情感被不断地建构起来的幻象所牵引，人们已经无法知道自己真实的情感感受是什么，只是让自己的情感受制于计算。正如斯蒂格勒所说的，在数字化的今天，“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变成了消费品与商品的关系之后，以计算的方式去系统地组织主客体关系而造成的后果，他们本身无法自我维持”，[11](P102)由此，个人已经失去了选择的能力，作为市场营销机制的结果，“个人的‘选择’只是一些代用品”，消费的目的只是为了迎合社会的集体幻象，“因而，强化了一种失望的沮丧情绪”。[11](P103)譬如，爱情被广告描绘为房子、车子、草坪这样的集体幻象，经过商业化的开发和过滤，人们的情感被纳入计算主导的市场原则之中。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在达到一定发展阶段时，规训或者否定的模式就无法再推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时，社会的集体幻象作为对每个人情感的肯定，可以在个体对自身确证（我能够如何）的基础上，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种功绩化的情感投射的幻象，本身就是强制，进而发展出一种对自我剥削的情感意识，这个当然要比从外部以否定、规训的方式施加的情感来推动生产效率更加有效。自我剥削是以实现自我、完善自我的信念，心甘情愿地逼迫自己去努力劳作，“每个人都身处自己的劳动营里。这种劳动营的特殊之处在于，一个人同时是囚犯和看守、受害者和施暴者”，这些自我剥削者，“如同身患严重抑郁症的病人，变得极度麻木、冷漠”。[8](P33)正是在“功绩社会”的文化操纵下，人的情感被置换为“功绩主体”的“我能”的情感样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资本主义要制造出情感的绝对贫困，这才是现代人最大的悲哀，表面上虽然拥有很多物质性的财富，但是，实质上内在的情感却被掏空，个人没有特殊的情感，只有与资本主义的社会要求相匹配的情感形式。在施密特看来，一个人在脸书中拥有很多朋友，体现了这个人自身缺乏个性，“无个性的人是灵活变通的，他能够呈现出任何一种形态，承担任何一种角色和任务。不定型和灵活性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8](P71)与此相应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缺失与短路。
三、情感资本主义的出路：“资本—劳动”结构关系的革命
一旦情感的释放被推入量身制定、提供满足的情感工业化过程中，我们的情感如何被释放、如何产生就都有了预定的轨道，进而被严格地限定在一个搭建好的强制的经济结构之中。“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技巧来规范我们的亲密关系，它们大多是以一套笼统而宽泛的方式来谈论和管理亲密关系，这恰恰削弱了我们亲近他人的能力。”[2](P167)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行为都被控制，这类亲近他人的能力的削弱通过消费者的无产化而愈加严重。[4](P102)也就是说，我们的情感不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而是情感工业对人的控制。以爱这一情感为例，“那种真实美妙的爱的感情就成为一种生命不断超越自身的超凡性知识的化身——由此，生命通过超越生命而创造着，就像生命借助生命之外的途径，通过持续的、不断增长的手段的进化与丰富而追求着”。[12](P32)说白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生命的创造依据生命之外的技术方式展开，所以，斯蒂格勒说，“随着工业创造得越来越多，结果却是生活被创造得越来越少”。[12](P36)作为个体只能单方面地适应主导性的观念，“这些主导性的观念被那些仅仅服从于它们，而无法分享它们的人所创造和构想”。[4](P19)资本主义正是要制造出大量情感的“代具”，情感工业正是一个不断更新“代具”的时代，相应地，对于个体来说，“代具”越发达，情感则越愚钝。这就是斯蒂格勒所说的，在当代资本主义对人的全面支配的过程中形成的“一般器官学”。
那么，如何走出情感被支配这一“生命的难题”？西方左翼主要在观念的共同性生产的维度给出解决方案。这一路径依照斯蒂格勒看来，从药理学的角度说，如果我们找不到出路或者说解药的话，那么，情感被“代具”化的技术的毒性就会越来越大，数字化技术显然放大了这种毒性，因为，在信息化时代，我们的情感往往寄托在各种数字化媒介中，情感总是要占据某个地方，找到某个感觉，它是以占有性为条件的。解放就是要放弃占有，“如果我们现在生活在人类纪，这种事实状况就不是可持续的：我们必须进入一种规律状况，在其中负熵成为一切价值的标准，成为价值的价值，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进入逆人类纪”。[12](P129)对于情感来说，资本主义正是要在情感器官学上去制造出“代具”，这是一种特定社会形式中的特殊的经济形态。但是，人类的未来不应该是这种经济形态，而应该是一种普遍的经济学，巴塔耶认为这种经济学如太阳是生命的源泉那样，“我们财富的起源和本质是在太阳的放射中被赋予的，太阳无须任何返归地分配能量——财富，它的给予从不要求获取”。[13](P151)同时，未来的经济形态也是一种类似莫斯的礼物经济，一种以“物”的象征意义完成彼此心灵交换的经济形式，“这些被交换的事物的持久影响作为社会生活的象征，则是直接转达了使古式环节社会中的那些次群体凝聚起来的方式”。[14](P52)这里的“物”是人与人情感的“中介”，所以，这里的“物”并不一定说是一个东西，它可以是一个共同回忆的场景，譬如“故乡”“单位”“老地方排档”等都可以让人们的情感在某一“空间”中得到交流、共鸣以及相互支持。这个空间是由“我们”共同生成的情感，而非由“他们”以其背后的强制性力量建构起来的。斯蒂格勒认为，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为这种共同建构、共同分享的生产方式提供了可能，情感的生产也同样获得了契机。这种生产模式意图跳出资本逻辑，持有共同性的追求，而非以个人占有为目的。不过，这种数字网络化的生产开启的“共同性”并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情感。
理由在于，第一，感官异化的前提是私有财产权制度，而不是情感自身在消费中出现的所有情感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对待“精神”的基本看法，情感应该属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而“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5](P412)也就是说，生产力发展的阶段不同，相应地存在着的情感形式也是不同的。在以资本原则为主导的社会生产方式中，情感是极度物化的，它以寻找“占有”的方式来呈现自身，把情感对象看作非人的、价值化的。私有财产权制度确立了人们对物的占有，同样这一过程也使得人们的感觉变得片面化，比如，面对一个对象，只有在它被我们拥有的时候，才是属于我们的，或者情感之类的感觉只是拥有对象的感觉，人对世界的情感、愿望、爱等关系，“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16](P303)人类的感觉正是在私有财产制度下彻底被“物化”了，占有成为生活的唯一指向，这是市场原则，而非人类生活本身的原则，“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与其相反，一旦“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6](P247)这就是说，要让“眼睛成为人的眼睛”，相应地，“眼睛的对象”也应该被看作“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16](P304)因而，“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16](P303-30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深化了私有财产权的批判，指认了资本主义财产权关系是以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占有与掠夺为内核，进而生产出全部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然也包括情感关系。
第二，情感资本主义混淆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要把握并不生产剩余价值的情感劳动，必须回到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视域中才能厘清。情感的商业化在资本主义新发展中范围越来越广、程度也越来越深，我们确实可以从这一视角去认识资本主义情感生产对人的“心灵”的全面统治，但情感之所以会被纳入商业化逻辑是需要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它只能发生在“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17](P99)为此，我们按照情感资本主义的方式去认识情感拥有了价值形式的时候，需要和“生产过程支配人”这一特殊的社会结构关联在一起，这一点与所有的情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者划开了一条深深的鸿沟，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情感拥有价值形式是不言而喻的必然性，这是由一种拜物教意识所致。将情感内在看作具有价值，意味着看不到情感的价值形式只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赋形”，无法寻找破解情感被资本统治的出路，最终只能托付给情感自身，从情感的交换逻辑中寻找另一种“交流”的方式，譬如向礼物经济的转向。实质上，情感的劳动不过是马克思所说的“非生产劳动”，这里的生产的意思是指，“只有直接转化为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只有使可变资本成为可变的量，因而使［整个资本C］等于C+Δ的劳动，才是生产的”。
[18](P396-397)所以，这里的生产其实是从“资本家的角度”而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说的，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决定性的标准是这种劳动是否生产了剩余价值。所以，非生产劳动当然不是与资本交换的，而是同工资或利润进行交换，对此，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加以区分：“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用，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么，他就是生产劳动者；而一个缝补工，他来到资本家家里，给资本家缝补裤子，只为资本家创造使用价值，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前者的劳动同资本交换，后者的劳动同收入交换。”[18](P219)所以，无论情感资本主义的描绘者如何言之凿凿情感与资本生产力的互惠式的发展潜能，都回避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情感只是给人们“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正如，“一个歌唱家为我提供的服务，满足了我的审美的需要；但是，我所享受的，只是同歌唱家本身分不开的活动，他的劳动即歌唱一停止，我的享受也就结束；我所享受的是活动本身，是它引起的我的听觉的反应”。[18](P410)
第三，情感并不生产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相反，情感物化只是在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上才得以可能，对这一个结构关系的革命才是情感摆脱物化的唯一方向。“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6](P723)这个一定的关系就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它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生产关系基础之上不断向前发展的，如今所谓的资本主义新变化、新进展依然是以这一生产关系作为基础，从而服务于资本积累的要求，情感资本主义当然也不例外。认清了这一基本事实，就需要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总趋势上加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19](P465)其中一方面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另一方面劳动在数字化时代也越来越社会化，这个过程可以看作一个不断向社会主义方向积累的质的革命过程。当我们将情感与私有财产权关联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变革私有财产权是必然的一个方向，在马克思那里，他认为，“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17](P874)这个“否定之否定”是要“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形式，从而才能够走向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这里的“个人”只能在“联合体的个人”的角度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在这一所有制中，劳动与公共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产品当然也只能是属于社会的产品，只不过，这已不再是资本与雇佣劳动分离的社会，因而，产品也不再是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对象物。
参考文献
[1] Virno, Paolo, Hardt, Michael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 A Potential Politics[M]. Minneapd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2] [法]伊娃·易洛思.冷亲密：为什么爱越来越难？[M].汪丽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
[3] Eva Illouz.Emotions as Commodities: Capitalism, Consumption and Authenticity[M].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4] Bernard Stiegler. 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On Pharmacology.Polit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5] [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 心灵的整饰[M].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德]韩炳哲. 精神政治学[M].关玉红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8] [德]韩炳哲. 倦怠社会[M].王一力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9] Dagmar Herzog. Cold War Freud: Psychoanalysis in an Age of Catastroph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0] [英]齐格蒙特·鲍曼. 工作、消费、新穷人[M].仇子明，李兰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11] [法]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第3卷[M].方尔平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12]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 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M].张福公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13] [法]乔治·巴塔耶. 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乔治·巴塔耶文选[M].汪民安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4] [法]马塞尔·莫斯. 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 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