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小崔会客》――――CCTV-新闻两会特别报道
CCTV.com消息（新闻会客厅）：
沈冰说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会客厅两会特别节目，也就是两会客厅。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朋友，有那些来自全国各地基层法院的代表，还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大家一听，就能够明白，今天两会客厅所谈论的话题必然是跟中国基层法院建设相关的，现在我们有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苏泽林。
他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还是审判委员会委员，身为二级大法官，出生于1951年，是四川资阳人，从四川大学在职研究生毕业。
曾担任海军潜艇32支队副政委，还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担任过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政治部主任、纪检组长、副院长、院长，也曾任中共成都市委副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还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担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2001年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审判委员会委员。
沈冰问苏院长，苏院长来分管基层法院这一块，不知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苏泽林称，要说最高法院是极为看重基层建设工作的，特意组建了基层建设领导小组，我仅仅是小组当中的一员，并非负责分管此项工作，缘由在于我是从基层过来的，我对于基层的状况是比较清楚的，并且呢，我对抓好这项工作是极具信心的。
沈冰：于全国如此多得基层法院内里，您所跑过的最为偏远的，是哪一家基层法院呢？
苏泽林表示，全国总计有3000多个基层法院，他所跑的数量不多，大约跑了100多个。他跑的距离最远的是甘孜洲基层法院，那个地方距离成都大概有二三百公里，是这些基层法院中距离成都最远的。
沈 冰：通过一个短片请大家了解一下中国基层法院的情况。
一辆单车，一顶草帽，湖南省岳阳县农家湾镇之人，一旦瞧见这般情景，便晓得这是罗法官来了。罗绍铭，其言戴草帽存有诸多益处，其一乃是晴天之际可遮蔽太阳，下雨之时能阻挡雨水，天气炎热之时还可有扇风之效。从踏出大学校门至今，历经十五载岁月，他骑着自行车遍历了此地所有山村，众人皆称他为草帽法官。
当罗绍铭跨骑着其自行车辆，沿着乡村山间小道一路颠簸前行之际，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内的一些法官们，正牵拉着马匹，于云贵高原的重重山脉与山峰之中艰难地行进着。他们每抵达一处地方，便从马背上郑重取下国徽，将其妥善挂好之后，随即开启工作模式。当地民众颇为形象地把这样的法庭称作马背法庭。
这是河南省沁阳市的第四中心法庭，因基础建设经费欠缺，法庭没能力维修房屋，法官们只能在这般环境里工作。
同期：当下的法庭房屋，出现了墙皮脱落的状况，地基下陷了，房顶开始漏雨，门窗的形状也变了。因为经费紧张，资金也缺乏，所以这种情况没办法得到及时修复，然而这样的法庭，在全国基层法院里，并非条件最差的。
法官本是个受全社会敬重与艳羡的职业，可在我国诸多地方的实际情形是，一方面基层法院急切需要法律人才，另一方面却招揽不到所需人才，甚至现有的法律人才还在不断流失，此问题已然日益成为限制办案质量以及效率提升的关键缘由。
新疆乌鲁木齐市的法官，写退休报告写了好几回来着，写过好几次了，然而没人来接替咱们的工作，鉴于年轻干部短缺这种状况，像我们这些年老的同志，像拉赫曼，像买买提速甫，像默罕默德瓦瑞斯，他们这些老同志持续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应当讲，存在人才短缺的状况，物质方面给予的保障并不充足，这是长时间以来一直困扰诸多基层法院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处于经济欠发达区域的基层法院所面临的难题，而且这同样也是中国整个法院系统，从高层到基层人员，共同齐心全力以赴持续去克服解决的重要课题。
现今调查所显示的情况是，针对全国范围而言，存在着数量为3133个的基层人民法院，还有数量为10290个的人民法庭，则专门从事审判的基层法官达到了148555名，在这些基层法院工作的法官，大约占据全国法官总数的比例为80％，并且，他们所审理的案件，同样占到全国法院案件总数的比例为80％。
沈冰，刚才呀，我瞅见苏院长您呢，看得那叫一个特别认真，这些场景，难道对于您来讲，都是挺熟悉的那种情况么？
苏泽林：对。
沈冰提到，那份呈现着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基层建设状况调研内容的报告，字数多达一百万字，其所关联到的数据数量大约为14000万个，在这份报告里，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询问，你来思考，以你的观点，基层法院的廉政问题最有可能在哪些人身上呈现出来，给出的选项为，A选项是院领导，B选项为中层领导，C选项是案件承办人，D选项都说有可能，类似这样的题目，究竟是属于多选题范畴还是单选题范畴呢？
苏泽林：这是多选题，我们发问卷都是面比较广的，不用署名。
沈冰：这样一份报告出来之后，是认为我们基本已了解这些情况，还是表明其中众多基层法院情形完全处于你们的想象与意料之外呢？
苏泽林表示，应当讲，借助这个报告，我们存有一个整体上的认知，应当言，对于基层法院而言，处于我们党的引领之下，于各级岗位以及人大的领导、监督、支持状况下，在这几年期间基层法院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队伍的政治素养、业务素养均有极大的提升，案件的质量以及效率在原本的基础之上也有着良好的提高。
沈 冰：有没有一些信息是出乎您意料之外的？
苏泽林表示：确实存在一些情况，部分问题较为严重，具体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一，法官整体素质与现代司法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在一些案件中，质量欠佳，个别案件裁判不公。其二，少数法官作风不良，态度蛮横，致使当事人不满。还有一些情况，是业务负担过于沉重，存在某些地方给基层法院，分配并非法官本职应从事的工作，诸如招商引资这类，另外还有执法环境这一方面。而经费保障也成问题，就像有些地方，如同片上所介绍的那般，众多法院办案经费颇为困难，因而这些状况，着实给到了我们极大的压力。
沈冰称：我先前也曾听闻四句话语，分别是院长难当，案件难办，队伍难带，经费难筹。今日于我们当前场所来了数位基层法院的同志，我们首批先请来自云南的法官讲述他自身的情形，经费难筹在您所在之处是个特别庞大的难题吗！
彭德军称，这着实是个极为庞大的难题；事实上，在诸多情形下，咱们基层的，比如说西部的院长，其工作的主要精力并非置于如何办案之上，并非放在怎样将法院业务方面的建设予以提升之上，更多的时段却是在看什么呢？是他向上争取经费之时，改善工作条件的能力究竟有多大。比如说咱们这个县，它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每一年，整个县级财政所获取的收入仅仅只有1400多万，然而，用于保障整个县级正常运转的支出却高达2.2个亿，每一年，县一级的地方财力变得十分有限之后，就预算咱们法院的办案经费，每人每年仅仅是1600块钱，整个宁蒗法院大概40来号人，把所有这些人的办公经费全部加起来，10万块钱都还不够，这就是我目前所面临的那种状况嘿。
苏泽林：现在确实基层法院面临的困难很多。
沈冰，总计有3133个基层人民法院存在着，你对于它们的经费状况会给出怎样的评价呢。其中处于良好状态的占据了多少比例，处于一般状态的占据了多少比例，而处于非常差状态的又占据了多少比例呢？
苏泽林表示，能够讲要是经费不足，应当讲处于60％左右的水平。其中大部分应当是在西部区域，尤其是西部区域，此问题相对更为突出些。
沈 冰：第二，队伍难带。我们请这位基层法院的法官说一说。
董建义表示，从自身感觉出发，存在以下几个不适应情况。其一，当下法官队伍的执法水平，与办好案件、公正处理案件的要求不相适应。其二，这种不适应还体现在任务和人员方面，如今案件数量相较于十几年前或者20几年前，可以说是翻了十倍甚至更多，然而人员增加却不多。其三，因学习不足，在思想或工作上未能很好树立司法为民思想，没有秉公办案，甚至出现徇私枉法现象，这在这方面确实与人民群众的要求不相适应，所以这就需要院长下大力气抓好这项工作。
沈冰，刚才，我们瞧见有一位来自新疆的法官，那退休报告写了好多回，然而，就是一直没有人前来接班，难道说在国外法官这个职业是极其值得令人羡慕的职业吗，并且在这儿反倒就没那么受欢迎了吗，是不是这样？
苏泽林表示，越是处于困难程度高的场所，人才匮乏的状况就越发显著。新人究竟以何种方式能够进入，新老人员之间怎样实现交替，这着实是一个规模巨大的难题。
沈冰说，咱们能够开展一场现场调查，对于大学生朋友们而言，有哪一个人是乐意前往边远区域的基层法院去从事工作的呢。
（无人举手）
沈 冰：那么基层法院？愿意到基层法院做起的请举手。四位。
苏泽林：我要谢谢大家。
请问沈冰知晓，调查呈现出的状况，似乎并非能让人感到乐观，究竟是因何缘故会致使大家都不愿意前往基层法院，并且，能有哪位朋友乐意与我们展开交流呢？
学生1称自己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由于下到基层后，很难有机会流向上级法院，流向经济发达地区，所以下去后可能會一辈子待在那儿，要是法院系统内部有一套合理机制，能让偏远地区基层法院那些有工作能力、有实践经验的法官流动到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到上级法院，那么自己和同学们是非常愿意到偏远地区的基层法院工作的。
苏泽林表示，没错，这个问题确实提得相当不错。最高法院自前年起便不再直接招录大学生担任法官，往后我们规定中高级法院都需从基层逐步选拔，这是一条主要途径。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即保障机制问题。如今你或许会担忧，比如说被分配到边远法庭，工资可能会很低，而在沿海地区工资则会很高。今后国家有可能会逐步构建，无论你在何处担任法官，工资都能获得应有的保障，我认为到那时前往任何地方都不再是个难题。
沈 冰：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苏泽林：国家正在研究这个事儿，因为现在我们正在转型。
沈冰提出接着来讲讲“案件难办”这一情况，要求让地处北京朝阳法院执行厅的汪厅长来进行阐述。
汪东表示，案件难办在我们执行案件里体现得极为突出，我们朝阳法院执行厅每年收案量极大，去年就超过了一万件，去年执行案件收案达11000件，在全国基层法院中是最多的。在这一万多件案件里，有相当一部分案件难以执行，即原告官司打赢了，然而即便通过执行程序，其权利也无法完全实现。
沈 冰：那你们不是可以进行强制执行吗？
汪东表示，能够实施强制执行，然而我们的执行存在要具备、客观条件，像说是被告欠了三万块钱赖着不给，要对其强制执行，前提那便是我们得找到这个人，换句话讲我们执行得有对象才行，我们打算执行张三，那得先找到张三，要是我们找不到张三，那从哪里去做执行呢，又能向谁去要钱呢。
沈冰陈述：苏院长，可是就老百姓的角度而言，倘若存在相当一大部分的案件，你最终判决下来了，然而却执行不了，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讲，这并非是一个完满的结局。
苏泽林曾表示，老百姓有这样的想法是能够被理解的，是在其受到损害之后，期望借助法律这条渠道获取救济，然而方才咱们的法官也讲过，执行是存在条件的，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会坚决依照法律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此方可进行执行，不过打官司同样存在风险，也就是说即便判决你胜诉了，可要是没有财产可供执行，那着实会让我深感抱歉，此时你就是一位颇为不幸的胜诉者。
沈 冰：我们跟国外比的话，我们的执行率算高的算低的？
苏泽林表示，应当讲这个执行率并非不高，全国平均处于60以上，这般的执行率算得上是很高的了。
沈 冰：我们来听听院长难当，还有哪一位院长？
时金峰表示，院长难当，这是基层法院所有院长的一个共识，存在最为普遍的两个现象。一个现象是，案件诉讼到法院后，当事人就觉得责任全应由法院承担，都归结到法院头上。第二个现象是，官司赢了就觉得自己有理，官司输了就认为法院执法不公，这种现象在基层法院每天都能碰到。归结起来，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公众对法院的期望值过高，另一个原因是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认知和认同度较低。一旦案件当事人败诉，百姓就不能理性接受，认为法院不公正，这是一个外部环境问题，会引发一系列如涉法上访现象不断增多等问题，所以我们要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这个方面。
苏泽林表示，四难情况的存在，其实是大家所怀揣的一种责任感，如果在他看来院长感觉到困难了，那就意味着院长他们的责任心去到了相应位置，也就是已经很负责了，进而就会感觉出任这个院长是存在难度的。应该讲，这个四难的情况并不伴有普遍这样一种现象，因为东部与西部存在着显著差距，而且地域文化素质也各不相同，就像北京、上海、广东这些地方，它们在经费保障、人员素质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状态。
苏泽林称，最高法院于去年4月开展调研，到7月时，我们着重召开第三次全国基层法院工作会议，在此次会议当中，我们明确了当下以及后续一个阶段基层法院工作的思路与重点。
沈 冰：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去年六七月份开的这个重要会议。
2004年6月30日，全国法院加强基础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济南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出席，罗干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不得出于地方和部门利益就个案审判和执行向法院施加压力，不得组织法院参加行政执法、行风评议等活动，不得要求法院从事招商引资、经济创收等经营性活动，罗干还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像解决拖欠教育经费那样，解决好法官工资的足额发放问题。这次的会议，备受法院系统内部以及外部的高度评价，其讲话为基层法院建设中长久以来困扰的一些老问题，提供了清晰明了、确切无疑可依循遵循的政策依据，与此同时还给出了方向指引，很多人都坚信，济南举办的这次会议，在人民法院的历史进程里，有着能够成为标志性、具有重大深远意义的里程碑性质的价值意义。
苏泽林称，党中央对强化基层建设极为重视，我刚提及的三次会议，罗干同志三次均全程参与会议，并且都于会上发表至关重要的讲话，针对基层建设给出具体要求，这是其一。其二，去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了人民法院就人民法院基层建设状况作出的汇报，此汇报乃是较为详尽的专题汇报，这当属首次。其三，全国人大内务司也开展了调研，与我们的调研情形相近，针对基层法院现存的问题以及对应解决的一些方案，要求相关部门予以落实。去年的时候，国务院专门拨出了专项资金，用于建设人民法庭以及审判法庭，并且还做出了决定，从今年开始，会动用20个亿去加强基层建设。
沈 冰：20个亿。
苏泽林表示，要用三年时间，将人民法庭建好，还要用三年时间，去处理办案当中没有防止审判没有法庭这种状况。去年，中央有关部门给法院增添了12000个编制，以此解决人员与力量不相适应、案件不相适应的矛盾，今年同样有12000个编制。国家会依据工作情形，在今后逐步增加编制。
沈 冰： 20个亿怎么花？会僧多粥少吗？
苏泽林表示，依据我们所开展的调查，当下要是投入20亿，那就将会解决很大的相关问题，基本上而言都能够得以解决，由于地方财政它存有一部分经费，应该这么讲两庭建设所需的经费基本上是能够解决的。
沈冰提到，关于增加编制，肖扬大法官曾讲过，一些基层法院存在进口不严格，出口不顺畅的状况。有的地方编制是110个人，然而实际上养了250个人，在这个问题未妥善解决时就增加编制，难道不会反倒增加地方法院的资金负担吗？
苏泽林提到，这个问题他们事先是考虑到了的，存在个别地方有超编情形，并且这种超编有可能在编制区域就被冲减掉了，为保障此次增编能够吸纳进高素质的人员，最高法院会同中组部、人事部特意制定出一个文件，该文件针对这一次增编的范围、条件以及程序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苏院长您好，我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去年举办了全国十佳法庭的评比，我查看了32个候选法庭的相关材料，这些材料是被最高法院认可的。我发现，这些候选法庭在以下方面表现较好。其一，他们清正廉洁，扎根于基层。其二，他们为当地经济建设做出了实质性贡献，并且各方面关系协调得较为顺畅。第三个方面，他不仅得依据法律的运作将这个案件持续推进下去，关键是要把那案子给办妥，也就是意味着要达成暗了、私了、明了这几种情况，换而言之就是着重强调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以及政治效果的统一。第四个方面，他得富有创造性地施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各项改革举措，达成这些方面，最高法院才会认定他做得相对较好，我想问问苏院长，你对以上这几个方面持怎样的看法，这些方面是否代表着我们往后加强基层建设应当努力的方向。
苏泽林表示，谢谢你，看起来你对于法院推出的这个举措，尤其是评选所依据的这个条件，掌握得极为熟悉。要讲的是最高法院这般提出来是从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如此一个前提条件下来予以提出的，和谐，我所理解的和谐社会理应讲它基本特征乃是和睦、协调，基层法院其主要面临的对象是老百姓，面临的纠纷皆是些邻里纠纷、内部纠纷，和谐社会并非讲没有矛盾，不过是要有一种化解矛盾的机制存在，司法权一个关键的特征，它就是社会矛盾的化解器、是社会压力的减压阀，要是把这个矛盾化解掉了，压力降低了，这个社会便会安定协调，进而生产就提升上去了。所以说，我们所提出的，为当地经济提供服务，这乃是一个前提条件，为当地经济提供服务，是借助我们的审判工作达成维护正常生产工作秩序，进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目的，而绝不是讲我这个案件偏袒我地方的经济，这决然不是这样一种寓意。故而我从这个层面来讲，最高法院的这几条规定也还是应当说跟济南会议保持一致的，往后我们在这个世界观的司法为民举措方面也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奋力前行的。
学生3：苏院长，您好，我存在一个问题，那便是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情况，在我们进行司法改革期间，于加强基层法院建设进程里，最高法院是否能够颁布诸多举措用以保障司法权威？
苏泽林称，你所提的这个问题具备相当的重要性，然而这同样属于关乎制度的相关问题，当下我国宪法作出规定，地方各个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会产生出同级的法院，就经费保障的这一方面而言，亦是由地方各个层级的政府去保证同级法院的经费。由于涉及这种制度，或许刚才你所讲的某些问题就会出现，当然我们着重强调的是司法的统一性，法官依照法律独立行使职权，然而要是想要改变当下这种情形，这种改革，我国的这种改革是渐进式的，司法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先从影响公正和效率这个老百姓反映最为强烈的地方改起，这是中央确定的一项原则。有些改革是需要对法进行修改的，有些改革甚至需要对宪法进行修改。
沈冰，有人提及，要是属于垂直管理，是不是能够更有效地保障基层法院的独立性呢？
苏泽林称，垂直管理没法解决全部问题，鉴于司法权的特性，上下级法院各自独立审判，要是垂直管理，就会产生领导关系，但这未必是最佳制度，中国有自身国情，不能搞西方三权分立，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建立司法体制，需改革完善，所以你提到的不少深层次问题，当下或许无法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