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工智能、新兴消费等领域的蓬勃发展之后，自今年起，我国医药行业在经历了三年的低谷期后，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反弹势头。
创新药物市场的发展主要受到跨国制药公司高额交易活动的推动，其中美国的大型制药公司对中国的药品研发管线表现出极大的购买热情，海外授权订单的规模已超过10亿美元，并逐渐成为常态。目前，创新药物市场的热度依然保持高涨，众多生物制药公司正纷纷排队等候在香港联交所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港交所公布的资料显示，截至7月中旬，约288家企业正排队等候首次公开募股，其中不少生物医药公司试图借助18A规则实现上市。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投资银行再次承担起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截至目前，基石投资者为IPO融资额贡献了42%，而其中三分之二资金来源于海外投资者。美资投资银行不仅帮助国内生物医药企业吸引外资，还助力跨国制药公司进行收购——以6月份为例，摩根大通担任独家财务顾问，促成荣昌生物与Vor Bio就泰它西普（telitacicept）签订全球授权协议，该协议的潜在交易额超过40亿美元。
刘伯伟，摩根大通亚洲医疗健康投资银行的主管，以及中国投资银行的联席主管，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指出，越来越多的资金正倾向于涌入这一领域，同时，海外投资者对于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的兴趣也日益增强。中国拥有庞大的患者基数和迅速扩张的医疗市场，这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国内生物医药企业的创新实力也在持续增强，众多企业成功获得了国际社会认可的临床试验数据，在诸如肿瘤、免疫炎症等热门治疗领域展现出了强劲的竞争力。在他看来，在特朗普总统提出的药价“最惠国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制药公司更倾向于削减成本，因而更倾向于主动与中国制药企业展开合作，意图通过引进我国创新药物来扩充其产品阵容，从而减少自身的研发投入。
外资“扫货”助推生物医药行情
生物医药行业里，“授权合作”这一模式相当普遍，且自去年起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趋势。
Jefferies国际投行指出，我国创新药物研发具有较高的性价比，但临床研发成本相对较高。双方在商务开发领域的合作堪称优势互补，中国药企能够借此机会增强其全球商业化水平，然而，这一合作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
所谓“授权合作”，指的是我国制药公司将其候选药物的部分权益（包括全球范围内的研发、生产以及商业化权益）委托给美国制药公司。在此过程中，我国制药公司一般仍持有药物的专利权，且无需自行构建全球商业化的自主能力。美国制药公司享有在协议约定区域内的独家授权，他们可以在相应市场进行后续的研发与销售活动。与此同时，中国公司能够获得阶段性款项，包括临床试验、注册以及销售等阶段的付款。此外，中国公司还能根据该药物在美国或全球范围内的销售业绩，获得一定比例的收益分成，比例介于5%至15%之间。
近年来，百济神州、复宏汉霖、和黄医药以及信达生物等企业，纷纷采用“授权合作”的方式，将自身研发管线授权给美国或欧洲的制药公司。这样的合作往往能为它们带来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总收益。
刘伯伟指出，2024年，我国药企的授权交易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全球创新药授权交易中占据了28%的份额，这一数据充分彰显了我国生物医药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强大吸引力。
2020年至2024年间，在全球众多新药研发企业中，排名前50的名单里，我国企业占据了20个席位，相较2015至2019年的5个席位，有了显著提升。这些企业阵容中，既有由归国创业者创立的前沿生物科技初创企业，也不乏如恒瑞医药这样的知名传统药企。该企业先前主要致力于仿制药的研发，但在近年来的集中采购环境下，转而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创新药的研发，现已成为全球创新药研发领域数量位居首位的公司。
2018年标志着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年，香港交易所为那些尚未实现盈利的生物科技企业开辟了18A规则的上市途径。康方生物便是利用这一规则成功上市的代表，它的上市标志着外资开始关注中国药企。
2025年伊始，康方生物自主研制的PD1/VEGF双特异性抗体ivonescimab在我国开展的Ⅲ期肺癌临床试验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位无进展生存期达到了11.14个月；这一数据与默沙东旗下热销药Keytruda的5.82个月相比，优势明显。国际媒体纷纷表示，这一成就堪称我国生物技术领域的“中国DeepSeek时刻”。
2022年之初，康方生物便将ivonescimab的授权权授予了美国的Summit Therapeutics公司。该协议的总价值高达5亿美元的前期款项，以及高达50亿美元的潜在里程金。在当时，这起交易堪称中国生物医药行业海外授权规模最大的案例之一。
行业专家向记者透露，目前美国制药公司的若干关键专利即将步入失效期，这一现象预示着专利期满后，仿制药的竞争将愈发激烈，从而可能对药企的营收带来影响。面对这一挑战，美国制药公司亟需探索新的盈利增长途径，而中国创新药企所拥有的优质研发管线和产品，便成为了它们眼中的潜在目标。这一趋势为中国创新药企的“授权合作”带来了机遇，预计未来“海外授权”这一主题将得以持续发展。
刘伯伟向记者透露，2月份，摩根大通在上海成功举办了首届生物制药中国论坛，这一活动为海外大型制药公司以及国内生物科技企业搭建了一个高效对接的桥梁。众多国际知名药企的商务发展部门负责人亲自莅临现场，与中国企业进行了深入的合作洽谈。鉴于双方的积极态度，他们已经决定将此论坛作为一项年度活动，每年2月在上海定期举行。刘伯伟如是说。
多家企业等待港股18A上市
今年，港股市场生物科技板块的行情十分火爆，这得益于“出海授权”这一主题的强力推动。海外授权订单的规模已超过10亿美元，且呈现常态化趋势，这一现象为创新药物领域带来了价值的提升和修复。
截至六月初，今年香港医疗行业股价涨幅已达到54%，这一涨幅显著高于MSCI中国指数的17%。目前该板块的市盈率大约为30倍，这一估值水平位于过去五年内同类估值区间的第15百分位。
在这一特定环境下，经历了长达两年的IPO市场低谷的美国投资银行，终于迎来了业务发展的春天。在1月份，摩根大通公司承担了亚盛医药1.42亿美元美国首次公开募股的牵头主账簿管理以及市场稳定工作，并在7月再次担任其1.92亿美元先旧后新配售的牵头协调人以及配售代理；同时，在6月份，该机构还帮助荣昌生物与Vor Bio达成了关于泰它西普产品的全球许可协议。
此外，目前生物医药行业正有众多项目积极筹备首次公开募股。在众多上市目的地中，港股市场始终是创新药企青睐的选择，这得益于其较为宽松的上市政策和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市场环境，吸引了众多企业的目光。
刘伯伟指出，尽管目前市场上尚未涌现出康方生物或百济神州这样的新兴巨头，然而，众多遵循18A条款的小型生物科技公司正积极推动其上市进程，这些公司具备一定的产品线，其发展前景依然值得期待。
在我国资本市场领域，科创板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6月1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在科创板设立科创成长层，增强制度包容性和适应性的意见》，此举标志着未盈利企业可以按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进行上市。这一政策变动为未盈利的生物制药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IPO热潮中，生物医药企业等众多企业纷纷上市，不少投资者对市场承接流动性能力表示了疑虑。然而，国际知名投行普遍对此并未表现出过度担忧。高盛近期指出，强劲的IPO活动往往与市场表现及投资者情绪的向好相伴随。鉴于融资规模适中，流动性压力并不大。此外，低利率环境以及全球资金的回流为市场提供了额外的流动性支持。
高盛指出，基石投资者的投入固然重要，但个人投资者的热情同样升至近年来的最高点。通常来说，那些拥有众多基石投资者持股且具备显著增长潜力的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后的市场表现更为出色。
现在投资者的行为正逐渐显现出理智的趋势。在生物科技领域曾经繁荣的时候，市场上的投资者往往不加区分地“一见到生物科技就投资”，这导致了投资决策的盲目性和泡沫的累积。然而，近年来，由于市场的不景气，投资者们反而变得更加专业和理性，他们开始重视公司的质量、商业化的潜力、现金流的稳定以及研发实力。
加速从跟随创新向源头创新转变
在接下来的数年，我国企业需从单纯销售管道产品转型至销售整个公司，并进一步迈向全球市场，实现商业化进程。然而，这一转变过程中，必须克服诸如创新差异化、全球战略执行以及长期资本获取等方面的结构性难题，同时，还需加大对基础学科研究和产品开发领域的资金投入。
业界普遍观点指出，当前我国众多制药企业更偏向于在现有治疗方法上进行优化或创新融合，而探索全新治疗途径的项目则相对较少，此类具有较高风险性的尝试主要还是由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制药企业所引领。
在海外，AI技术正在对传统的抗原设计流程造成颠覆性的影响，然而这一现象尚未引起国内企业的广泛关注。复旦大学复杂体系多尺度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同时也是国际知名的计算生物学家马剑鹏，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透露，一些国外企业已经开始利用AI算法进行抗原设计，其效率已经从原先的0.1提升至20%，而且202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也与这一领域紧密相连。
抗原作为引发免疫系统生成抗体反应的核心成分，在疫苗研制、癌症免疫治疗以及单抗药物的开发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要设计出一种能够精确引导免疫系统生成“理想抗体”的抗原，其难度之大不言而喻：传统的设计途径主要依赖于反复试验的实验方法，例如利用动物模型或进行体外筛选，其效率之低令人堪忧。当前，许多如GPT这样的语言模型被用于“蛋白质序列设计”的训练，其中近期备受关注的Chai-2模型，是一款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巨型分子设计工具，它协助科研人员从头开始研发出能与疾病靶点精确结合的抗体分子。
创新与资本的扶持之间关系紧密。马剑鹏提出，我国需加大对本土产业的资金投入，助力企业提升其全球化及商业化运作的能力。
刘伯伟提出，我国企业未来在多个领域有望实现更大进步：首先，需从模仿式创新转向原创性创新，增加对基础学科研究的资金投入，提升自主研发能力，研制出具有独特性的创新药物，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其次，在全球执行层面，企业需强化国际化团队建设，增强临床试验设计、运营及全球商业化推广的实力，以便更有效地适应当地法规和市场需求；最后，在资本层面，应建立长期稳定的资本支持架构，吸引更多长期资金投入，以应对创新药物研发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