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九年前这个时间节点上面, 上海的滩头地区有非常知名的文史类的半月刊名称叫做逸经。它登载了一篇文字, 这篇文字的字数是万字长文, 署名的作者名字叫做幽谷。这种内容在当时产生的影响, 就像是一颗重磅炸弹。这颗炸弹当时的响声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范围内炸响的。
这篇文章, 指的是《逸经》里面的“今代史料”栏目在1937年7月5日刊登的那篇《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 通常就把它简称为《西引记》。上海市档案馆的副研究馆员樊琳说过, 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一篇最早的文章了。
它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那些期刊上面公开的, 介绍了红军长征的完整历程。而且, 它的出版时间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的中译本还要早出半年多呢。
记者在上海图书馆这个地方, 见到了这本杂志的实物情况。它经历了将近九十年的时间跨度。杂志的封面图案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但是，“逸经”这两个字看起来依然显眼。
那些已经发黄的书籍内页里, 有着“毛泽东像”和“二万五千里西引经过路线图”和“红军在江西所发建设公债券”这样三幅图片。这些画面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了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里面。
这篇文章对以下这些内容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讲述, 第一个方面是讲了红军从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役, 然后遭遇了失败, 再然后是关于决定要实施战略转移的这个过程。第二个方面是讲到了红一方面军抵达了吴起镇这个位置。第三个方面则是描述了随后的情况, 也就是胜利与陕北红军会师的全过程。
在作者幽谷的书写下, 突破湘江封锁、强渡乌江、四渡赤水以及飞夺泸定桥等长征路途中的重大事件, 都表现得非常生动。作者在叙述强渡乌江这段故事的时候写道, 乌江大约有两百五十米宽, 而且深处无法测量。那时的水流速度达到了一秒一米八, 水温在十度以下。
当时有十八名擅长游泳的勇士, 在机关枪火力的掩护之下, 跳入了江水中, 迎着冰冷刺骨的湍急水流, 拼命地向前冲去。到了第二天的晚上, 又有一整支队伍利用手工制作的竹筏偷偷渡过了江水。他们占领了有利于进攻的阵地, 对负责守卫江岸的黔军发动了袭击, 让对方完全抵挡不住。
整个局势的紧迫危险以及强行渡江的艰难困苦, 都清晰地展现在文字之中。
大家都会忍不住要去问一个问题, 这个叫作“幽谷”的人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在那一个时候能够非常清楚且了解长征过程当中发生的各种各样艰苦的遭遇, 还有那篇文章又怎么样会能够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非常成功地进行发表。
关于那一个被称为, “幽谷”的人, 他到底是谁,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 连研究历史的学者们都感到非常头疼, 拿不定主意, 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 才把这个问题最终给查清楚了, 确认下来那就是被大家叫做, “红色牧师”的董健吾, 这句话是樊琳所说。
董健吾是在1891年出生的, 他在1928年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他当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特别科的领导下, 在上海从事秘密的情报工作, 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某个教堂里的牧师, 在1936年的时候, 他是接受了宋庆龄托付而去了西安, 是以“王牧师”的这个身份去护送美国人斯诺这个记者, 还有那个美国医生马海德一起去到的陕北的苏区，他在客观上就是促进了后来出现的英文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以及中译本的《西行漫记>的诞生。
樊琳说, 因为这一层特殊的身份, 董健吾接触到由红一方面军将士撰写, 并且由红一方面军组织编辑的反映长征历程的资料汇编原稿, 这批材料为西引记的成稿打下了基础。
当《西引记》这篇作品呈现于世的时候, 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的那个事件尚未发生。那时候, 在由国民党实施统治的区域里面, 共产党以及中国工农红军是被称作“赤匪”或者被称为“流寇”的。
然而, 《逸经》这本期刊在刊发这篇文章之时, 其标题部分直接地写上了“红军”这个词汇。这种做派是需要极其巨大的勇气才能做到的。
学者们进行了一系列分析, 他们认为是这样做的情况, 就是说这杂志主要是靠着人脉关系在起作用, 同时刊物本身的定位也是一个因素, 此外文字策略也在发挥作用, 通过这三点来争取让文章发表出来的空间, 事情是这样的, 《逸经》这个杂志在当时呢, 它的社长叫做简又文, 这个人呢与国民党左派人士之间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 另外一方面, 它的杂志社和印刷所地理位置是在上海公共租界那里, 由于身处在这个地方, 所以国民党当局在进行新闻审查的时候, 力度相对于其他地方会稍微弱一些, 而且在这份杂志此前就已经发表过瞿秋白的遗作《多余的话》这一事实也是存在的, 针对西引记而言这种情况, 可以被看作是它为了试探情况而进行的“试水”行为。
另外, 这篇文章从标题那儿就开始耍弄巧妙的伪装手段了, 它选用了含义比较中立的“西引”这两个字, 而没有去用“西征”, 与此同时, 在文章的具体内容里面, 还故意加上了“围剿”这个词, 还有“西窜”这样的字眼, 要知道的是, 《逸经》这个刊物一直以来都把“没有党派偏向”当作自己的定位存在, 所以说呢, 在文章前面的那部分声明里面, 就特意讲清楚了“在对峙的两个阵营之中, 都存在着与余氏交好的人的情况, 去考查他们之间的不同点和共同点, 分辨清楚哪些是真实的, 哪些是虚假的”。
然而, 西引记的正文当中虽然未必要直接去称赞红军的所作所为, 可是那些一次次从绝境里逢生、不断周旋并且奋战的革命豪情, 是确确实实浸透了每一个字的——对于懋功会师这一件事, 文章用那样的话语来描写: 炮竹声还有军乐声, 呼号声和歌唱声, 震动天地, 鼓掌的时候, 无异于大战场上放过机关枪, 握手的时候，成为千万个铁锤——强渡乌江这个地方, 是用“黔军像山上滚下石头般的坠入江中”, 还有步步进展在乌江北面如人入无害之地这样的表述来做结束的……
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 董健吾的儿子董云飞写文章回忆说, 他的父亲在1948年正在养病的那段日子里, 曾经跟孩子们聊起过一件往事, 他当时提到自己曾在《逸经》这本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一个叫作西引记的作品, 他说自己对这篇稿件是非常满意和骄傲的, 那份喜爱文章的感情多得都快要从言语里流露出来了一样。
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日子中, 董健吾老人再一次又一次地跟自己的子女们提起这件旧事, 还反复叮嘱他们要去费心寻找当年刊登过的《逸经》那本报刊资料, 好把这些珍贵的书稿亲手交给党组织去供奉收藏起来。
时间一直到了1986年, 董云飞的妹妹叫作董静云的人, 她在徐家汇藏书楼这个地方, 找得到了这么一种刊物。又过了一段时间了, 董云飞这个人的专门发表的对于某些事物的文章里面, 他向那些广大的人们讲述了一篇叫做西引记的这个东西所在的一个故事的背景情况。
在西引记发表仅仅两天之后, 七七事变这个日子突然就爆发了, 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以及红军的正面形象这个话题上, 很快就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里面引发了舆论方面的反应和讨论。
到了这个时候, 舆论战场上的那个叫做红色长征的事情, 已经变成了谁都拦不住的大势。
专家们觉得, 共产党的舆论斗争策略里面, 既有胆量也有见识, 它不光是不局限在自我辩解和公开叫板上头, 而是去书写红军部队怎么样穿过几万里的危险路程的真实情况, 并且是用一路走过来军民之间互相亲热的景象, 还有部队纪律非常严明的表现, 来直截了当地呈现出人民军队原本的样子。
1937年7月中旬的时候, 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那本大型杂志叫《月报》, 它转载了这篇文章, 然后把题目改成了《二万五千里西行记》, 在此之后的日子里, 各种各样介绍长征的文章、还有图书都是根据这一篇文章作为基础来出版的, 这些出版物使得广大的读者对中共以及红军有了一个新的了解。
樊琳讲了一句话, 原话是这么说的, 她说, 人们通过这个情况, 一步一步地弄明白了, 有一支军队, 这个军队是中国党领导的, 这个军队里面有很多工人和农民, 这支队伍有明确的目标, 也有坚定信的东西, 还遵守规矩, 这其实是一支属于大伙儿的人民队伍, 这样的一支力量, 对于让不同的抗日派别联合到一起这件事儿, 起到了好的推动效果, 同时, 也帮着把中国党的政治观点给宣传出去了, 效果是很积极的。
文字：吴振东、陈潇雨
摄影：刘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