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种可能出现的无法控制的风险, 人们似乎已经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 也就是应该把人工智能给管理起来。
AI Agent正在进入各个行业, 这种情况推动着人们去深入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应当如何建立一个健全的AI治理框架, 好让技术能够得到安全层面的应用表现, 这在美国当下是一个十分实在的相关事情。
发生在美东时间10月6日的时候, 美国国内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伦和布卢门撒尔给政府官员发出了信件, 这些官员包括财长贝森特还有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人在内, 他们在信中要求相关部门讲清楚一个情况, 那就是科技公司巨头们是否通过游说手段干预到了政府对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政策走向。
而本周初的时候呢, 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就致信给那个 Anthropic 的 CEO 阿莫代伊, 并且警告说, 不要对人工智能采取那种危言耸听的看法和态度。
在人工智能的监管方面, 美国眼下已经成为一个存在大量争议的治理话题。大家都能看到, 包括Anthropic在内的一些大型AI企业主动向政府发出了要求进行强制性监管的信号,同时也能看到特朗普政府已经下定决心把对人工智能的管制重新划回到由行业自行遵守自愿性规范的体系当中去。
到底是选择进行强制性的监管, 亦或是选择依靠自愿的自律行为, 这无论你怎么去挑选任何一种选项, 你都不得不花费非常大的心力, 并且你要拿出特别大的勇气来面对这个结果；并且在这样的抉择动作后面, 还隐藏着对于哲学认知有着明显不同的看法和理解方式。
那些主张要进行强制监管的人, 深深地表达了大家对人工智能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未知挑战的那一份极度的焦虑。他们试图通过减速来放缓这一场人工智能科技革命的进度, 把科学技术强行拉回到一个大家都能掌控的临界区间里。这中间所传递出来的, 其实就是一个关于科学技术必须要走向善良轨道的道德评价和标准指标。
当然, 这种道德层面所认定的善, 到底是如何变成具体行动之中的行为之善的, 这在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长河里所带来的, 更多的是一种焦虑综合征。
因为对于那些尚未出现的未知科技而言, 如果在伦理层面去给它们进行善恶好坏的评价, 那在认知上就面临着非常难以克服的僭越问题。也就是说, 在面对那些正在发展中的未知科技时, 人们根本不可能把未来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真实的风险概率分布结构, 提前给画出形状来。
这就意味着, 要是想在人工智能行业里推动那个强制监管的框架, 那就必须要通过减缓科技发展速度、压慢进步脚步这些办法来实现, 从认知逻辑上来讲, 这是很难说得通的, 因为这样做其实就是在为一个现在还不存在、也许未来才会出现的东西定下规矩和标准, 结果可能带来的并不是那种真正可控的科技进化, 反而有可能把科技创新直接扼杀在摇篮里面。
而且, 这个事在把强制监管给设计出来的那个环节上面, 也照样会去面对特别高, 特别高的那种监管协同成本。因为AI科技革命它就是一个开放的, 大家都来竞争的博弈过程。这种博弈需要全球所有的参与者都去遵守同一套强制监管逻辑体系。
要做到这一点, 那就必须要一个拥有绝对强制力的那种全球统一的监管协调组织才行。要是没有这样一个真正的强约束力的监管邀约的话, 那么不管是什么全球范围内的监管协调工作, 也不管是什么共识声明之类的东西, 它们就都很容易变成一些空洞的表态形式。
事实方面的情况是, 最近由Anthropic等人工智能巨头所发出的关于监管邀请的这一举动, 其更深层次的本质是一种根植于良知层面和道德层面的风险对冲手段, 而并非意味着它们真心实意地想要去减缓科学技术向前发展和进步的步伐。
这种情况实际上也是人类对于面对未知风险时所产生的那种本能的反应方式, 即采取了一种旨在进行风险缓释的策略。
当人们直面那些未知的风险的时候, 会选择邀请更多的相关各方来参与到这个过程中间, 然而这一行为的目的并不是纯粹为了对风险进行有效的管控工作, 更多时候是为了去寻找那些能够适合承担风险以及共同分担风险的其他对象或者伙伴。
毕竟, 在人工智能这一场科技革命里, 释放出来的那些未知的风险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就连直接从事创新的主体, 都做不到把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的概率分布特征进行精细化、妥善的量化处理。
那么就更加难以让人相信, 那些只是间接参与到这场变革中的人, 还有那些不能直接掌握内部核心信息的外部监管机构, 能够真正地把人工智能这场科技革命里的所有风险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心里完全有数。
面对由人工智能科技革命所带来的那些充满了未知的风险与挑战, 关于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方面制定的规范, 其首要来源, 乃是洞察了内部信息的个体所秉持的善恶是非观, 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行业性自律, 然而, 无论是属于个体的那种善恶是非观, 还是属于整个行业的那种自律行为, 最终都是由一种环境所孕育出来的, 这种环境包括了清晰的产权结构, 包括了责任、权利和利益之间界限分明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还包括了能够有效甄别外部性质影响的信息结构和沟通机制等等公序良俗要素, 假如出现了责任倾斜于权利扭曲的现象, 如果导致了激励机制被破坏及约束机制发生变形的情况, 那么这些现象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造成的后果, 不仅仅是会带来信任上的风险还有信用层面的风险罢了, 更严重的是, 它会导致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社会具体运行机制陷入扭曲的状态。
在高度授权的AI时代, 秩序自洽和行为自洽是立业之基, 而且, 秩序自洽、行为自洽, 也是个体善恶观和行业自律能发挥矫枉作用的基础。
要在人工智能这个时代的行业里面强化自律行为, 给那些在人工智能领域里往前走的先行者们安置一种机制, 这种机制让大家能够合作共赢, 克服那种自由悖逆的现象, 这是一种自发的、自利博弈的机制, 每个个体都要为自身的这种行为负责任, 大家在追求自己合法权益的时候, 不能通过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来达到目的, 只有这样创新发展才能管控好外部性风险, 人工智能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未知风险才能规范到每个创新者的心里的方寸之间。
这种依靠市场自身扩张的那种追求私利的博弈玩法, 它只有在那些程序上合乎正义、公平而且公正、公开并且透明的环境里才能运转下去。只有这样, 那些个人微小的善意行为和好心肠, 才能像水滴汇入大海那样回流进去, 然后慢慢变成一种规模宏大、指向善良和向上的增长故事框架。
因此, 监管机关一定要坚守自己处理公共外部性问题时的立场和分寸感。他们需要根据监管技术能够提供出来的那些信息结构等情况, 来划定出自己监管权限的范围边界。
当前中国在AI技术变革领域, 是一个与美国旗鼓相当的战略玩家,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G2玩家, 中国一方面需与美国共享治理方面的通用信息, 双方要相互借鉴在AI治管方面的成功做法。
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坚定一种信念, 那就是监管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发展, 要把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这件大事做好, 要营造出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同时要积极推动基于放松管制思路的市场化改革。这里要注意强化公共外部性治理, 还要让市场对主体放开这种可行可信自由的趋势产生互动, 起到协同助推作用。
总之以治管的思维去布局未来, 而不是单纯靠监管的思维去看待AI的发展。
星星低垂, 原野变得非常辽阔, 月光涌动着伴随大江奔流。人类的科技革命发展历史其实就是一系列典型的浮士德式交易过程。人类想要进入人工智能时代, 第一步需要跨过搭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这道门槛。
在这其中, 怎么引导行业自己约束自己、以及怎么把自我约束和外部监管的界限区分清楚, 是人类在进行人工智能治理时的首要课程。只有把治理和监管的范围弄清楚, 把自律和监管的分界线划明白, 人工智能治理工作才能做到自然和谐、不着痕迹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