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全球医药行业的重要市场，是我国生物医药产品的主要销往地，也是技术交流的关键对象。国内药品和医疗器械走向世界需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部分上游材料、核心零件和重要装置也依赖美国提供。这种合作关系非常紧密，所以任何政策的调整，都会给双方带来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非常深远。
现在，中美商业往来遭遇特朗普新政府同时实施加征关税、限制出口及经济制裁的三项措施。这些措施不仅限制了国内生物医药领域的进步空间，也揭示了我国在技术、设备与市场方面存在的三重依赖难题。所以，面对当前错综的局面，我们应当更加重视自主开拓和技术革新，降低对其他地区供应体系的依赖，同时主动拓展多种海外市场，以此来提升产业抵抗风险的能力和整体优势。
特朗普2.0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于一月再度到访白宫的首日，公布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贸易方针》，大幅度强化了对中国的限制措施。这份文件以"以美国为中心"为根本宗旨，在特朗普的首个版本上进一步加码对中国施压，广泛涉及关税、知识产权、进出口、技术及投资等多个方面，多角度促使供应链与中国分离，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最先受到冲击。特朗普的第二阶段政策要点如下：
不断落实“美国制造”计划，促进制造业重新迁回美国。针对从中国输入的生物医药产品征收重税，提升中国公司向美国出口的代价，促使国际制药集团将中国工厂搬迁。运用税务减免和相关支持措施，招徕企业将生产设施搬回美国本土，特别是原料药、中间体、低端消耗品等美国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以此增强美国本土的尖端制造水平。大幅增强政府采购的排他性，《医疗产品本土化法案》规定联邦医保在选购时必须优先考虑本国制造的物品，禁止中国制造的物品参与投标，从而严重削弱了我国医药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占有比例。
推行“非本土化”方针，针对中国实施经济限制措施。FDA的监管门槛提高，对中国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检验规范更加严格，审批流程更加冗长，使得国产药品和医疗器械进入美国及全球市场的过程更加艰难。加强针对与中国有合作关系的其他国家公司实施限制措施，拓宽《生物技术实体清单》的覆盖层面，禁止运用美国装备或工艺为中国的制药产业提供支持，扩大对中国经济的禁运程度，切断国际协作体系。此外还要进一步约束中国公司在美国金融市场的融资行为，阻碍中国生物制药企业在美国完成上市或获取资金。
（三）从“单家院落”到“群组院落”，科技对峙态势加剧。美国强化了对外输出限制，扩充了针对华人的限制名单，里面包含了更多生物医药相关的工艺和器械，诸如基因修饰手段、精密医疗成像装置等。此外，美国还强制规定外国公司若在生物科技方面进行投资，必须向本国政府提交报告并经过审核，从而彻底阻断了中美学术研究及产业合作的路径。最终，美国终止了NCBI（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核心生物数据库对中国的研究人员开放，阻碍了他们获取最新的生物医学研究信息，导致中国的研究机构难以接触到国际前沿的生物医学成果，进而削弱了国内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活力以及国际合作水平。
特朗普2.0政策面临的挑战
这项政策目标明确，旨在借助行业分离来维护并发展本土化的产业供应链构造，并且推迟了我国生物医药行业进步的时机。不过，在具体实施阶段遭遇了不少困难：
制造业回流是一项长远规划，短期内借助政策干预会出现结构性问题。特朗普政府企图运用关税、税收减免以及供应链回归补助（例如30%税收减免）来推动制造业回归，但这些手段在短期内遭遇诸多困难：关税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加重美国企业的生产负担，还可能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击性关税，进一步推高美国商品的出口难度。美国针对许多国家的关税及投资约束措施，显著削弱了本国供应链的工作效能，导致商品制造无法达成全球成本最低与收益最高。并且，美国境内工厂的重新建设需要五年到十年的逐步提升阶段，这样的时间长度对特朗普执政四年后政策的延续性构成考验。然而，中国的企业已经建立了运作顺畅的生产能力网络。目前美国国内的中低端产业正逐渐萎缩，熟练劳动力出现短缺，并且中美两国在劳动力价格方面的差距短期内难以消除。
二 全球医药产业链已经高度整合，中美之间的协作关系不断强化。现阶段，医药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深度交织，美国政府无法彻底切断所有联系。生物医药产业包含基础探究、药品创新、临床检测、生产加工、品质管理、市场推广等多个步骤，其复杂性和专业性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无法单独承担整个产业链的生产任务。中美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商业与学术交流日益密切，促使技术、人才、资本等资源不断互通互补，加速了两国生物医药产业的融合进程，并使其不断向更深层次拓展。由此可见中美贸易争端的本质，是竞争中的联合，也是联合中的竞争。特朗普政府任内四年，难以彻底改变已经高度融合的产业链格局。
医药研发过程十分复杂，且带有偶然性特征，因此单纯依靠技术封锁难以达成目标。与半导体、计算机等产业不同，那些领域可以通过切断关键硬件供应，显著压缩行业发展空间。生物医药的研发制造，属于一种高度复杂并充满不确定性的活动，它需要多个学科知识进行交叉整合，并探索多种不同的技术实现途径。仅仅限制技术和设备，无法有效阻碍国内创新医药技术的持续进步。即便在部分核心技术受限的境况下，中国企业依然能够增加对其他关联领域的资本注入，例如生物信息学、人工智能辅助药物研发等，借此达成技术上的新进展。
构建相仿水准的替代供应链十分困难。中国CXO企业在生产能力覆盖、费用管理、履行效能等多个关键方面拥有其他地区难以比肩的优越条件。并且，中国的市场体量与扩张前景进一步强化了其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核心作用。放眼全球，难以寻觅与中国供应链相当水平的替代方案。
资金流转依照市场规律运作。美国政府企图压制中国医药生物公司，但资金流向依然以市场规则为主导：投资必然会涌向回报率更优的领域。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创造了市场优势，为投资带来丰厚收益，致使美国政府的遏制行为无法完全影响市场走向。中国市场所潜藏的丰厚商业机遇，定会引来众多海外资本的瞩目，即便面对政策层面的挑战，大批外国资金还是愿意继续在国内市场增加投资。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面对挑战的建议
面对当前全球竞争态势，我国应当多管齐下，制定有效方案，以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保持优势，确保自身稳固发展：
技术突破的关键在于增强产品的科技水平和经济价值,发展高经济价值产业是应对关税竞争的有效策略,可以显著减轻贸易争端造成的影响,依靠强化国内创新才能发挥制度优势,集中资源进行自主研究,特别是在基础科学和通用技术研究领域取得关键进展,从而促进新兴科技推动生物医药行业的革新换代。完善契合生物医药行业特性的资金运作方式，汇聚政府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等各方的力量，构建创新型的研究开发系统，合力突破关键技术以及产业链上存在短板的部分。设立成果转化途径，推动学术成就迅速转化为生产实践。
二 供应链发展：促进本土与全球供应链并行运作。加速供应链的本土化进程，降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保障国内医药供应链的稳定，尤其是核心部件和基础材料的自主掌握。促进公司更高效地整合供应链环节，借助深化与本土供应方的协作，支持本土供应方的进步与拓展，协助其改善工艺水准和业务水准，慢慢构建起一个覆盖原料获取、制造到产品发售的完整供应体系，减少对海外核心部件的倚重，进而提升供应链抵御风险的能力。
此外，向海外拓展供应链网络，设立国外制造中心，输出资金与人力，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配置，减少对个别市场的过度倚重。提升跨国运营的机动性与应变力，保障世界范围内的风险抵御水平。
（三） 积极拓展市场，制定多样化海外发展计划。改进出口地区的分布，开发更多元化的全球市场，改变过去只依赖单一市场的出口模式。主动发掘新兴市场的发展契机，增进与“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的协作，留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区域的医疗需求动态，把握进入这些充满潜力的新兴市场的良机。主动争取与欧洲日本韩国等先进经济体开展技术协作和互动，增强全球生物医药产业体系的控制力与市场优势，此外借助已签订的双方或多方商业合作协议提供的优惠条件，推动资本与技术的相互流动和扩散。
话语权建立：加入国际行业规范的形成。深度融入国际团体和技术团体，与各国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互动协作，合力处理全球健康危机。加入国内外的行业规范拟定环节，争取更大影响力，营造有利的竞争条件。
依照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改进研发、生产及质量控制的整体效能，保证产品质量能达到并超越国际先进水准，并主动争取各类国际认证，以获取更多的国际认可和信赖。借助国际合作项目和技术引进，增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世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总而言之，对于特朗普新版政策所带来的考验，中国生物医药行业需要维持战略上的沉着，增强自信心，敢于开拓进取，持续增强自身的整体竞争力。依靠提升本土研发水平,注重区域特色发展,采用多样化国际拓展方式,并深度介入行业规范拟定等综合举措,凭借固有条件与长远规划,必定能在变幻莫测的外部形势下保持稳定发展,增强世界级实力,促进中国生物制药领域不断进步。
谢江涛担任广州金墁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邓勇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方面的学者
